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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永安行归母净利润为1.19亿元，同比大幅下跌了76.89%。永安行解释，这主要是由于2017年公司出售了旗下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获得5.18亿元投资收益，而2018年度无相关投资收益导致的；同期其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11亿元，下跌了8.70%。
一位券商分析师就湘财证券等金融机构踩雷虚假应收账款诈骗一事分析称，金融机构在资管业务中面临“踩雷”的情况，不排除管理人尽调失职的可能，例如对交易底层资产没有进行充分尽调，核实相关合同等。据悉，一般应收账款融资属于传统的保理业务，通常需要上下游企业合同、增值税发票、到账通知书等有关证明。“例如市场交易中存在应收账款重复确权的问题，用同一抵押物多次融资，这个情况近年仍然存在”，一位基金公司研究员认为。
责任编辑：乔雷华 SN098在演讲中，毛振华首先对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演变进行了简单回顾。毛振华指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刺激政策虽然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难得窗口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期实现了错峰发展，但也导致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宏观政策转向以防风险为重心。但是，2018年外部复杂性上升，出于对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内部去杠杆与外部大国博弈双重压力的担忧，宏观政策再度侧重于稳增长，并延续至今。
在当前的经济下行期，如何选择合适的宏观政策？毛振华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分析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或许有助于为当前问题找到答案。毛振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功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方面经验：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期，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经验；在本世纪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向世界展开怀抱，“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经验；在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通过“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稳增长，对未来需求的透支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为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九十年代末以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与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设计逐步落到实处，以率先模仿为主的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重要贡献。毛振华表示，当前仍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尤其需要重视过去四十年发展的政策得失，“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毛振华提出，不能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国有企业稳增长，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坚持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目标向结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仍需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推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改革，如将提高股本率作为基本国策、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
毛振华认为，从2019年前11个月的经济运行来看，2018年以来的稳增长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虽然今年经济持续下行但已经好于去年底市场的悲观预期，从中长期视角来看经济增速只是回归到2010-2019平均下降的趋势之中，并没有出现超出平均趋势之外的下滑。但毛振华同时提醒，2019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增速放缓与结构分化加剧态势依然值得高度关注。
我个人认为，意大利银行业坏账问题不大会再度冲击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尽管近期意大利股债市场出现波动下跌，有人把它归咎于公共债务占比较高与银行业坏账问题。但事实上欧美货币政策分化引发的资金流动，才是主要原因。《21世纪》：5月意大利政局动荡也令很多机构调低了意大利经济增长前景，甚至认为意大利可能爆发新的公共债务兑付风波，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发生？
